作者:曾梦龙
最近几年,每到年终,总会看到或者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回顾 2022 年,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年”,但在前年,这是《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比如 10 年、100 年、1000 年,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不是最糟糕的年代。但是,持续的糟糕感受也许证明,我们正处于一场“长久危机”(permacrisis,柯林斯词典 2022 年度词汇)之中,整个世界在发生剧变,每天都可能见证历史。
去年 12 月,我写的年度文化观察笔记,题为《瘟疫之下》。当时,西安正在封城,《牛津词典》《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2022 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一年过去,新冠大流行不但没终止,人们反倒经历更多灾难。
今年 4 月,历史学者张灏逝世,王汎森在悼文中的一段话切中许多人的感受。他说:“过去两年多,我经常想起《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总是联手而来: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新冠病毒、乌俄战争、疫区封禁的饥馑,还有死亡。余英时老师、张灏先生的故逝,都来得令人惊愕万分。因为疫情,我与他们两位久不通问,然后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死亡骑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现在他们身边。”
“天启四骑士”概括了 2022 年的一个切面。不过,只有在重重危机之下,才谈得上人的品性和良知。那些坚持说话、敢于行动、互相帮助的人,还有“润”、躺平摆烂(牛津词典 2022 年度词汇是票选的 goblin mode ,可意译为摆烂、咸鱼模式等)、同流合污的人,也构成了 2022 年另一个切面。可以说,危机暴露了原有的社会问题,也勘探到了人的心灵,显现出不同质地。
相比去年的年度总结,今年我没有分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回顾,也不试图相对全面地观察文化趋向。因为过去一年,每隔四周,我聚焦写作的是知识界动态与争鸣方向的 newsletter,所以这篇文章依旧是针对这个方向的年终回顾。我将挑选十个话题(国内国外各五个)总结,希望勾勒出围绕 2022 年重要事件的公共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许多话题和事件已经在过去的 newsletter 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和探讨,所以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过多重述。还有一些很重要,或者有意思的话题和事件,由于篇幅、体例等原因,遗憾没能纳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阅读过往的 newsletter。最后,还是去年那句话,你可以把这些文章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2 年?毕竟,我们应该有着真实的个人记忆,而非权力强加的虚假集体记忆。
以下是国内篇的 2022 年度知识界动态与争鸣回顾。国际部分此前已发布。
01
新冠疫情
关于新冠疫情,我在 4 月 newsletter《防疫的代价》中,以饶毅、杜骏飞、梁建章三人的争论为中心,展开了对“什么样的防疫举措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民众是更优选择?”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从人文社科角度补充了我在 2020 年疫情爆发期访谈过的几位学者(如余新忠、刘绍华、周雪光)的观点。
《防疫的代价》中写道:“回看这场争论,饶毅和梁建章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歧,都是支持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前提下,开放或者说共存,诉诸的理据都是科学,价值立场本质上是效益主义,追求所谓‘最大幸福’。这种计算我们在经济学者对疫情的意见中也可明显看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宋铮,测算了封城的经济成本,以及‘动态清零’的经济绩效。……相比之下,杜骏飞代表的是人文主义立场,但可惜的是,他语焉不详,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批判,甚至坦承自己的懦弱。”
“防疫绝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这也是饶毅忽视或者不好多说的),而是牵扯到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维度。……概括起来,关于法治、市场、民间社会、专业人士、人的权利与尊严,等等,都是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不足,是值得人们继续追求的理想。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以来,许多国人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是文明的进程。”
5 月,我以“城市文明”为切口,访谈了身处上海、将上海作为中国研究田野的社会学者陈映芳。她的诸多观点富有启发,并从一些上海市民的行动中挖掘出积极因素和希望所在。在后面下半年的一些事件中,足以佐证她的敏锐和预见性。
比如当时她认为:“一些市民具备了个体独立意识和专业化知识(或基本的防疫知识、法律知识),在面对不正当的执法行为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他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私权,包括监督公共权力应该怎么执法。这类现象在这次上海及北京等城市的封控中,到处可见。这意味着市民拥有健康的民权/私权意识,同时有能力在城市这座舞台上,将个人的生命、生活安全问题拓展为一个城市公共议题,从而与公权力展开价值规范博弈。这应该被理解为城市文明、亦即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成就。”
“在这次城市危机中,突出的问题,不是民众观念上的蒙昧或行为规范的落后,换句话说,不是市民迫切需要被启蒙的问题,是城市管理中‘例外状态’如何被确定,以及法治原则和专业化管理、社会共治如何被落实的问题。而市民最需要的,是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生活/生命安全,以法律手段来抵制权力对自己权利的侵害。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法学专家、医学/防疫专家们忠实于他们专业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发声和行动,是多么珍贵、重要。”
12 月 5 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篇 newsletter 发出后,估计不少读者还对里面“放开”的讨论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觉得有点超前,防疫政策不太可能那么快地急转弯。事实证明,这低估了“中国速度”。随着“新十条”和 2023 年 1 月 8 日开放边境的消息公布后,恐怕没有多少人怀疑“放开”的确定性,但之前担心的药品不足、医疗挤兑、老人患病等问题不出意料地随之而来。
12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绝不是被动地放开”。学者曲卫国撰文质疑道:“为了实实在在地减少大家的疑惑或误解,我希望李斌能拨冗告诉老百姓,为了这次开放,国家卫健委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完全业余,但想知道他们在费心准备时,是否想过这么几个问题?”
“1. 有要求各地,尤其是药店和医院提供病房的收治能力情况报告吗?2. 开放前,他们有要求药店和医药提供相关药品的储备情况吗?3. 开放前,他们有要求各药厂增加相关药品的生产量吗?或者做过预案?4. 开放前,他们是否考虑到医护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会感染?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5. 开放前,他们是否考虑过现有的 120 是否能应付可能出现的呼叫挤兑?……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李斌,你说你准备好了,那你怎么解释这 20 天老百姓的慌乱?”
连 92 岁的学者吴敬琏都出来发声,称“防疫战略的转变,绝不意味着所谓‘躺平’,更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大家要做的是,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督促政府做好准备工作。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无公共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基层党政机关、公共卫生机构、传媒)认真负起责任来,就难免发生民众慌乱、病急乱投医或求告无门的风潮。”
政策突转后,一些人宣告三年疫情“全剧终”。虽然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平心而论,疫情及其问题并没终结。试举三例,一是“通信行程卡”下线后,各地健康码何时退出,存储的个人信息如何处理?二是感染高峰和春运挑战尚未过去,老人、农村和脆弱人群等面临的新冠与医疗风险依然艰巨。
三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官的黄应生呼吁,“既然防疫政策现在已经调整,涉疫情案件的处理思路也应随之调整。此前一些涉疫案件,如隐瞒行程或者管控期间擅自外出但没有引起疫情传播的,现在就不宜再定罪处罚了。凡是没有生效的案件,应该一律终止审理、审查或侦查,作宣告无罪、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处理。对于部分已经生效的判决,如 2021 年 11 月当新冠肺炎病毒演变为奥密克戎病毒之后,因为传播奥密克戎病毒而被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人,建议司法机关予以纠错。”
02
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
年初的铁链女事件和 6 月的唐山打人事件之所以放到一起,是因为它们不仅引发公众热议,而且集中反映法治和性别两个重要议题。
在 2 月的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铁链女”事件中的思想争鸣。比如文章写道:“最先争鸣的是法学界,焦点为‘是否应该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黎敏副教授、陈碧副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桑本谦教授等,都主张提高刑罚。另一边,北京大学的车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柏浪涛教授等,则主张维持现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哪方,都清醒意识到,单纯加重刑罚并不能彻底解决妇女拐卖问题。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也同意这一点,直接另辟蹊径从‘信息’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有公权力的问题。“赵宏聚焦‘公共责任里的缺位者’,包括当地的民政部门、计生部门、村委会、妇联组织、残疾人权益保障组织、公安部门。……郭于华在《任你说破了大天》一文中探讨的则是该事件暴露出来的‘信任危机’或者‘塔西佗陷阱’。她认为,目前我们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
信息生态的问题。唐建光在文章《关于丰县的朋友圈》中写道:“丰县的锁链,盖过奥运的光环,恐怕是十年以来最惨的宣传滑铁卢。官方摧毁了媒体系统,以为从此可以权威发布号一统江湖。然而正常的信息生态被破坏之后,更多人选择‘我不相信’。”
性别视角的探讨。“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博士熊婉茹在 2021 年发表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中国 26 个省份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 1215 起拐卖妇女并强迫结婚的案件的相关数据,认为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性别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性别迁徙、适婚女性短缺下底层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是导致以强迫结婚为目的的拐卖妇女现象的根本原因。”
至于唐山打人事件,性别视角、社会治理、扫黑除恶等都是可以探讨的角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将其评为《2022 年中国十大刑案》中的第一名,认为“这是一起激怒国人的打人案,而且折射出许多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份名单中,虽然有几起案件的关注度没有唐山打人事件那么高,但也相当重要,比如“谭修义改判无罪案”。“自从 1993 年 7 月 17 日从家中被警方带走,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被刑满释放,谭修义失去自由共计 10744 天,超过了 29 年,成为国内已知被羁押时间最长的冤案当事人。”何家弘写道。
某种程度上,这些事件引发的公众关注推动了法治进程。在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阶段收到 8.5 万网民的意见和近 300 封群众来信,该法自 2023 年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中,就将第六章前移为第三章,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更加突出对妇女人身权和人格权的保障。更具体的变化则包括增设对拐卖绑架妇女侵害行为的强制报告和排查制度;完善对性骚扰的规制,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式,便于识别和界定;明确规定学校和用人单位作为责任主体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和工作制度,等等。
03
职业教育改革前景
由于抗风险能力和经济政策等原因,危机之下,经常会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新冠疫情也不例外,过去三年,它大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比如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全球有 131 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在这场疫情期间翻倍上升。但与此同时,仅在 2020 年,就有近 9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收入不足 1.9 美元。现在,几十年一遇的通货膨胀正加剧侵蚀全球各地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16—24 岁)也让人忧心。
2022 年的中国,郑州富士康工人和广州城中村劳工的遭遇,揭开了疫情下底层命运的一角。关于此,端传媒刊发了一篇《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疫情三年中国工人生存状况全观察》,从三个方面(世界工厂地位的动摇、供应链的动摇与工人的抗争、工人“恶意讨薪”与老龄化)系统梳理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变迁以及疫情防控给中国的供应链、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工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提供了一幅图景。
相比之下,我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了推,讨论的是较少被关注,但更关乎未来的职业教育。这些职校学生毕业后,大多流向劳工阶层。但是,流入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入职业学校之前,其实有许多改革的空间和必要。
5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该法自 1996 年颁布以来,首次大修。修订的新法放弃“分流”的说法,以“协调发展”取代,被看作是把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上升为类型教育,取消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之间的差别,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在《“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完整的人”》这篇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各方对此次修订的讨论。比如熊丙奇提倡建设既有普高(学术)课程,又有中职(技职)课程的“综合高中”;姚洋称,“当前的职业教育某种意义上成为阶层分化的工具”。他设想的方案是,6 岁上学前班,然后实施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等到 17 岁之后再分流。这样孩子们完成了高中教育,心智也比较成熟,家长也认了,自己的孩子努力过了。
文章写道:“如果说熊丙奇、姚洋的观点太‘顶层设计’,那么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组织‘HOPE 学堂’组织的讨论‘《职业教育法》修订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要更接地气和具体一些。比如讨论中提及,新法强调企业的力量,但原本就没有处理好的‘校企合作’乱象(如学生被学校当作廉价低端劳动力输送到企业‘实习’)存在恶化可能性;新法提到社会力量参与,那公益组织未来可以做更多事情,帮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回应更多职校青年的成长需求。”
“重要的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像‘HOPE 学堂’发起人梁自存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都提到了社会需要去除对职校学生的污名(觉得他们智力低下、道德不佳、坏学生、混日子等),职业学校的很多做法(比如定位是管住学生,怕出事)也不合理。……其实,不仅是职业教育,究其根本,所有阶段和类型的教育都应该尊重劳动,重视人的尊严。”
04
香港作家倪匡和西西逝世
7 月 1 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纪念,我本想以此为主文写当月的 newsletter。但是,在看了一大圈资料后,自觉没有能力和空间完成这个写作,只在短讯中,写了一则动态:
“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专题,刊出四篇文章,分别从政治发展、宪制秩序、跨境互动、经济转型等角度,探讨香港在后半期的路途上,‘一国两制’实践何去何从?比如张炳良认为,香港若失去独特性,经济转型毫无成果,管治绩效未见改善,并沦为国家包袱,‘一国两制’的存续便成疑问;朱国斌觉得,‘一国两制’实践能否行稳致远,将取决于中央和特区的长远战略和治理智慧。”
主文则变成倪匡去世,题为《“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因为许多人哀悼倪匡,其实哀悼的是已逝的香港黄金年代。比如文章写道:“被称为‘倪匡接班人’的作家谭剑说,‘他的成功是天地利人和的结果,也是香港这个开放城市兼容并蓄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倪匡因香港给予的自由而写出天马行空的作品并致富,香港因倪匡的作品而成为对外输出大量小说的城市。’”
“评论人李照兴撰文称,‘倪匡除了设计出卫斯理惹人好奇之外,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可以有多跨界。试想像,在主要创作跨度以四十八年计(1957 年至 2005 年),400 多本作品,300 部电影剧本。编剧最密集时像 1971 年及 1972 年,一年间有 21 部作品,平均一个月生产两个剧本,更不用说涉及更多专栏小说。……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如果说倪匡代表的是香港流行文化人,那么 12 月去世的西西,可以说是香港严肃文学和城市书写的象征,也是香港最重要的几位作家。
2019 年,西西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提名词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文学都被视为是次要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城市不能出产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著名作家。香港诗歌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是个更抽象和虚妄的概念。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而可以是表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西西的诗歌阴柔,纤细,机智,敏锐,动人心弦,无可辩驳地宣示着香港诗歌的存在感。”
在颁奖典礼上,西西说:“1997 年临近,人们在身份问题上苦苦挣扎。许多年轻人至今仍在纠结这个问题。不要以为改变治理方式就能轻松解决。……香港的经历实际上是写作的宝库,由于我们独特的文化背景、视角、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香港作家与其他华语作家不同,不可否认,这对华语世界是一种福音。”
05
“二舅”的爆红与争议
长久危机之下,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但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恐怕没有标准答案。2022 年 7 月爆红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想以“二舅精神”作为生活范本,提供一种选项,但饱受争议。
在《为什么<二舅>会引起那么大争议?》这篇 newsletter 中,我梳理了这场争论。文章称:“在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这则视频的叙事框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美化苦难,对苦难没有历史、制度、社会结构等层面的反思,非常肤浅,而且存在精神鸦片的嫌疑,让人对不公认命,不再反抗。”
其中,学者周濂将争论抽象为,“在无能于反抗,或者即使反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不公无法得到及时纠正的前提下,个体应该如何自处?”。他给出了四个选择:“选择 1:继续奔走呼号,把余生投入‘西绪福斯式’的反抗中;选择 2:做清醒的现代人,对一切可能蛊惑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话语保持警惕与批判;选择 3:把社会不公部分‘转译’成命运苦难,承认之,接纳之,这是身为草民不得不然的选择,尝试在私人领域的生活缝隙里活出一点自己的精彩;选择 4:逐渐变得漠然和麻木,沦为牺牲品而不自知,甚至为施害者辩护和叫好。”
他分析说:“四种选择并非泾渭分明,多数人是混合体,随时间、阅历和心力的变化,伺机游走,此消彼长。大致说来,四种选择各有弊端:选择 1 最需要勇气,但时刻面临被恶龙所屠的危险;选择 2 保持批判性,做清醒的现代人,会给自己带来‘免责’的愉悦感和智识的优越感,从而存在自欺的可能;选择 3 看似优游自得,其实高度不稳定,随时会被假冒成苦难的社会不公打破平衡,且有可能滑向选择 4;选择 4,既是系统的牺牲品,也可能是共谋者。……最终的最终,你会发现,选择只是假象,因为你别无选择。”
如何抉择不仅与现实的“危”有关,也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未来的“机”。对于不少人来说,十月的会议是个心态上的转折点,觉得未来可能更多是“危”,很少会出现“机”,异常悲观。但是,正如我在十月 newsletter 中介绍学者秦晖在“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这场讲座中的发言:“仅仅从经验角度讲,我觉得这种体制的确是‘测不准’。因此,所谓的悲观、乐观,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只要人们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历史进步的概率还是可以扩大的。如果没有人努力,这个概率就不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