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曾梦龙
最近几年,每到年终,总会看到或者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回顾 2022 年,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年”,但在前年,这是《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比如 10 年、100 年、1000 年,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不是最糟糕的年代。但是,持续的糟糕感受也许证明,我们正处于一场“长久危机”(permacrisis,柯林斯词典 2022 年度词汇)之中,整个世界在发生剧变,每天都可能见证历史。
去年 12 月,我写的年度文化观察笔记,题为《瘟疫之下》。当时,西安正在封城,《牛津词典》《韦氏大词典》的年度词汇都和新冠疫苗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2022 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一年过去,新冠大流行不但没终止,人们反倒经历更多灾难。
今年 4 月,历史学者张灏逝世,王汎森在悼文中的一段话切中许多人的感受。他说:“过去两年多,我经常想起《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总是联手而来: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新冠病毒、乌俄战争、疫区封禁的饥馑,还有死亡。余英时老师、张灏先生的故逝,都来得令人惊愕万分。因为疫情,我与他们两位久不通问,然后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死亡骑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现在他们身边。”
“天启四骑士”概括了 2022 年的一个切面。不过,只有在重重危机之下,才谈得上人的品性和良知。那些坚持说话、敢于行动、互相帮助的人,还有“润”、躺平摆烂(牛津词典 2022 年度词汇是票选的 goblin mode ,可意译为摆烂、咸鱼模式等)、同流合污的人,也构成了 2022 年另一个切面。可以说,危机暴露了原有的社会问题,也勘探到了人的心灵,显现出不同质地。
相比去年的年度总结,今年我没有分文学、影视、社会、媒体、城市、历史、思想七个方面回顾,也不试图相对全面地观察文化趋向。因为过去一年,每隔四周,我聚焦写作的是知识界动态与争鸣方向的 newsletter,所以这篇文章依旧是针对这个方向的年终回顾。我将挑选十个话题(国内国外各五个)总结,希望勾勒出围绕 2022 年重要事件的公共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许多话题和事件已经在过去的 newsletter 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和探讨,所以不会在这篇文章中过多重述。还有一些很重要,或者有意思的话题和事件,由于篇幅、体例等原因,遗憾没能纳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阅读过往的 newsletter。最后,还是去年那句话,你可以把这些文章当成一场回顾,也可以是一份邀请——你又会如何回望 2022 年?毕竟,我们应该有着真实的个人记忆,而非权力强加的虚假集体记忆。
以下是国外篇的 2022 年度知识界动态与争鸣回顾。
01
俄乌战争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 2022 年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那么 2022 年影响全球最大的事件则是俄乌战争。
据联合国, 到 2022 年底,乌克兰至少有 17000 多人伤亡,战争造成二战以来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被迫逃离家园,790 万人跨越边境沦为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此外,还有 650 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目前,乌克兰有 177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930 万人需要粮食和生计援助。随着漫长冬季的到来,加上俄罗斯军队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生活在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 1000 多万乌克兰人,面临着断水、断电和没有供暖的寒冬。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是众多乌克兰难民中的一位。他今年 67 岁,是出生在波兰、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曾是顿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大学的俄语教师。2014 年,谢尔盖为躲避战争来到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在一所教会学校讲授俄罗斯文学,但妻子和儿女还留在乌克兰。不久后,教会学校关闭,谢尔盖失业,回到马里乌波尔,后又到了基辅。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谢尔盖和家人踏上逃难之路。
《小鸟文学》刊发了谢尔盖的三篇战时日记(《逃难》、《路》、《马里乌波尔的送别》),希望展现危机之下普通人的感受与遭遇。正如译者米沙(谢尔盖是他在俄罗斯田野调查时最亲密的报道人)所言:“俄乌冲突不只是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在他的日记里,我们能感到战争中普通人的脉动与呼吸、心灵深处的情感,以及战争阴云下的悲惨命运。”目前,谢尔盖已经逃到英国,开始创作童话,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写作这个战时日记系列。
除此之外,我们还刊发了罗马尼亚裔美籍作家、女性学者伊莱亚娜·纳凯斯库(Ileana Nachescu)的评论《乌克兰:超越“后苏联”》。相比许多从西方与中国视角出发的分析,伊莱亚娜由于身份差异,视角显得特别。比如她在文章中说:“事实上,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东欧也为多种全球力量所塑造:从根源上说,这场战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威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全球迁移(其轮廓是由之前的所有迁移构成的)脱不了干系。只有跳出古老的两分(自由的西方 vs. 威权主义的东方)来理解东欧,我们才能开始把握这场战争的意义,想象新的团结。”
至于国外主流的一些反应和看法,我在 3 月的 newsletter《俄乌战争将会如何改变历史?》做过一些梳理和总结。文章写道:“关于这场战争,西方不少知识人认为,这是一场民主与独裁之争,公民需要捍卫自由民主制,但也有评论认为,现实政治不该采取这种两极思维,而要更加灵活,和非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合作,比如石油储量丰富的沙特、战略位置优越的土耳其、能够缓冲俄罗斯制裁的中国。除了批评俄罗斯和普京,许多论者也在反思西方自身的问题。”
中国学者这边,秦晖在 FT 中文网发了八篇俄乌战争相关的文章,总共五万多字,解答了中文世界许多疑惑和争论问题,包括《西方的“双重标准”和普京的“一重标准”——从克里米亚危机到普京“2·21”宣言》、《“趋纳粹”还是“去纳粹”?》、《二战之后的绥靖主义:索尔仁尼琴之问》、《如何看待斯捷潘·班杰拉?》等。
之所以说俄乌战争影响全球,是因为这场战争绝不单纯是两国之间的领土之争,而是被上升到欧洲的自由与安全,以及民主和独裁之争。比如今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颁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理由是他们“证明勇气可以像恐惧一样具有传染性,激励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由,提醒世界民主与和平的脆弱”。
在国际秩序层面,不少论者认为俄乌战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新排位与站位。比如 FT 中文网的一篇盘点称,“至今为止,双方背后的支持力量基本保持一致,西方(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站位不变,继续力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其中德国与日本已开始突破诸多战后禁忌,提升防卫开支;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以军力支持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试图保持中立,继续与双方贸易合作……如果万幸没有发展成核大战,其最终结果将决定美国是否能继续独霸世界,或者中国借俄罗斯胜出而获得更加坚实的争霸地位。”
在经济发展层面,由于西方制裁和俄罗斯还击,俄乌战争造成了全球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以及通货膨胀。其中,数十年一遇的通货膨胀使得全球多个国家的老百姓日子雪上加霜,正因如此,许多分析人士都预测,2023 年全球经济大概率会陷入衰退。对于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来说,2022 年格外难过,像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 10 月就参与了巴黎抗议物价上涨的游行。
德国更是如此,而且陷入更复杂的争议之中。比如《小鸟文学》刊发王竞的《谁能幸存于这个冬天?》、newsletter 中提到围绕 93 岁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发表在《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展开的论争,以及《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作者娜塔莎·沃丁想起的“俄罗斯恐惧症”和战争异见(特别建议把沃丁这篇访谈和谢尔盖的三篇战时日记对照来看),足以展现问题的复杂。
5 月,戛纳电影节在线下举办,但由于俄乌战争,政治和艺术关系的争论成为焦点;9 月,第 17 届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在基辅召开,其中有场讨论值得关注,参与者是西方最适合讨论俄乌问题的几位历史学家,包括安妮·阿普尔鲍姆、蒂莫西·斯奈德、尼尔·弗格森、谢尔希·浦洛基。他们从各自角度探讨了俄乌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有关文学和战争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我在 10 月的 newsletter 中梳理过一些,比如中国作家余华接受俄罗斯的文学奖项,饱受非议;乌克兰最大的图书节——利沃夫图书论坛在现场和线上举行,讨论主题之一便是“为什么文学在战争时期重要?”。
关于这场战争的未来,无人知晓,但预测层出不穷。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历史和现实已经被彻底改变。
02
美国“内战”
6 月 20 日,《美国未来会爆发内战吗?》这篇 newsletter 以四件事为由头,讨论了知识界对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担忧。这些事件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废止堕胎权的草案遭到泄露;纽约州布法罗市 10 名黑人被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另有 3 人受伤;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 19 名儿童和 2 名教师被杀、17 人重伤;美国国会就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听证会,特朗普被指“未遂政变”,一些共和党人则称听证会是“政治迫害”。
文章发出后,一些读者可能觉得美国再次爆发内战的提法听起来太过耸人听闻。但是,几天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推翻 1973 年 “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中确立的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废除纽约州自 1913 年起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等消息出来后,都让忧虑变得愈加真实,并非杞人忧天,“内战”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最近一则相关消息是,12 月,美国国会暴乱调查委员会建议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指控煽动叛乱、阴谋欺诈美国政府和其他两项联邦罪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要求对前总统提起刑事诉讼。当然,就像对“新冷战”的讨论一样,“内战”的说法也是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于这些年的美国来说,国内的分裂与极化是一个长久危机。除了特朗普、堕胎、控枪等问题外,2022 年的文化战争也很突出。
一个是美国的“禁书”潮。比如我在 2 月的 newsletter 中曾写:“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无权审查或禁止图书出版。但是,在民间,任何个人或团体若认为一本书不适合阅读,可向学校或图书馆提出下架要求。这些被要求在学校或图书馆下架的书在美国语境内称为‘受到挑战的书’或‘禁书’。”
“《纽约时报》的报道《禁书在美蔓延时》称,全美各地的家长、活动家、学区董事会成员、立法者正以几十年从未见所见速度挑战书籍。据美国图书馆协会,该组织在去年秋天收到‘前所未有’的 330 份挑战申请,其中每份申请可能囊括多本书籍。根据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等反对禁书人士的看法,这种改变不仅仅是频率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策略和场所变得政治化了。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保守团体试图将挑战推向议会、执法和竞选。”
在 3 月的 newsletter 中,我继续追踪了相关变化:“曾获普利策奖的非盈利新闻机构 ProPublica 刊发的一篇调查报道,聚焦德克萨斯州北部一个学区下架图书的事件和后续反应,比如负责人称,我们将变得保守,不希望一个孩子在图书馆拿起任何一本有关性、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书籍,尤其是以 LGBTQ 为主题的书籍。”
“如果说这是左翼担心右翼的行动侵蚀自由,那么在另一边,则是右翼担忧左翼思潮影响自由,比如美国出版界兴起一个新的工种,叫‘敏感读者’(sensitivity reader),帮助编辑和作者发现书稿中存在的偏见,尤其是牵涉族群、性别和性取向等议题。但是,两方在攻击对方时,引用的重要理据似乎都是对审查的厌恶。”
另一个是作家萨曼·鲁西迪遇刺后,西方世界掀起的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这和近些年“取消文化”的背景相呼应。9 月的 newsletter 对此做过一番梳理,比如文章提到,正如《纽约时报》所概括:“随着年轻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地批评言论自由原则经常为仇恨言论提供掩护,攻击性言论属于‘暴力’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言论自由’成为保守派的战斗口号,他们把它作为反对自由派的武器,指责自由派想要审查异议。”
“不过,将原教旨主义或神权主义者的暗杀与当代西方左翼言论联系起来的看法也遭到一些批评。批评者同意必须要尊重言论和暴力之间的明确界限,因为冒犯你而试图杀死某人是可怕的,但认为这不能等同用来批评‘取消文化’。‘言论自由’不是独白,恰恰是有人反对的自由,而任何言论都会遭遇社会制裁的风险。”
“和反对《哈泼斯》那封公开信人士的角度类似,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关注的是刺杀背后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帕慕克称,如果我们希望看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社会中蓬勃发展,只有像鲁西迪这样的作家的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勇敢地思考他们遭受强烈仇恨的根源。”
如果说这些对美国的介绍太偏主流媒体或者精英,推荐阅读“非虚构图书馆”栏目中李明洁的纽约札记系列。这个系列共三篇文章(《2020 纽约:正确与不正确的一百天》、《纽约的残冬漫长》、《答案在风中飘荡》),分别写于 2020、2021 和 2022 年。她说:“我写的都是我认识的人和我参与的事情,是普通人的视角,不猎奇非宏观,这是中美主流媒体都不太写的范畴,但我感觉是真正民意所在。”
03
芯片战
曾有读者好奇为什么我会在 newsletter 中写芯片战这个看上去像科技,一点都不文化的选题。事实上,如果你看懂那篇文章,就会发现当前的芯片战,最重要的绝不是科技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像今年《金融时报》的年度商业图书奖颁给的正是《芯片战: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一书。
之前的文章提到,“随着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开始担心自身的优势与安全,转而寻求自给自足。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反应,使得芯片的全球供应链发生变化。对于台积电,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言,它既处于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一场较量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新冷战中,它也站在打得最火热的前线。目前,台积电正在推动制造地点多元化,准备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建造工厂。此前,它的投资几乎都在中国台湾和大陆。”
“米勒在一篇评论中称,中国的补贴和美国的芯片限制迫使下游行业发生变化。苹果正增加在越南和印度的设备组装,其精细的供应链决定整个行业采购零部件的方式。最大的信号是,苹果为中国用户生产的手机可能会使用与在海外销售的手机不同的组件。苹果已向美国立法者表示,它将只会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手机中使用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分开运作‘中国’和‘非中国’供应链显然是在进行脱钩。在补贴方面,除了中美,欧洲、日本和印度也在推出各自的半导体补贴。”
“谈及未来,米勒说:‘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挑战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建设,美国认为自己只能将计算能力作为其在亚洲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因此,美国的战略是加倍发挥其在芯片供应链中的核心作用,并阻止中国进入这一场域。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动态很难改变。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调整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才能帮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融入世界。’”
“特里奥罗则认为:‘美国的封控措施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附带影响,未来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全球半导体行业。……总之,半导体行业一直在以市场驱动的方式向前发展,资金、人员等在此过程中自动流向最优化的位置。这种动态在权力对抗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半导体行业正在努力调整和重组其供应链以维持摩尔定律,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所以,选芯片战作为年度话题,原因有四:第一,芯片战是中美在科技领域,乃至国家安全上的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这些年长久危机中最重要的几个话题;第二,芯片战的参与不止中美两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均有参与,各方的竞争或合作,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与关系,也是逆全球化或者局部全球化的一个体现;第三,对于半导体行业,各国都采用了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受到争议,反对者认为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而在许多国家,“市场经济”的含义似乎都在被重塑;第四,由于台积电在芯片战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这成为台海关系的一个折射。2022 年佩洛西访台扰动全球神经,她见过的人中就有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04
伊朗抗议
因头巾问题去世的 22 岁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点燃了伊朗的抗议之火,“女性、生命、自由”的声音响彻街头。9 月 16 日至今,伊朗抗议超过百日。据 BBC,这场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抗争,动摇了政权,但却让民众付出沉重代价。根据该国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信息,已有超过 500 名抗议者身亡,当中包括 69 名儿童。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所称的“虚假审判”之后,有两名抗议者被处决,至少还有另外 26 人面临同样的命运。
报道称,“尽管伊朗过去也出现过席卷全国的示威——一次是 2017 年至 2018 年初,另一次则是在 2019 年 11 月——但是目前的这一波抗议不一样,因为它牵涉到全社会各界的人,而且妇女在‘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下正担当着领头角色。伊朗的一些名人已经踏出了没有回头路的一步,去支持抗议者,当中有些人已经被捕或被迫流亡”。
如何理解这场抗议?我在 10 月和 11 月的 newsletter 中做过一点介绍,比如伊朗裔美国作家、《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卫报》撰文称,伊朗发生的两件事让她意识到,无论结果如何,这次是个转折点。第一件事是伊朗人民,尤其女性和年轻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力量,并决定使用它;第二件事是伊朗当局发现自己失败,不再是处于强势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他们很害怕,剩下的就只有枪了。
除此之外,也推荐“小鸟文摘”栏目的合作者王立秋翻译的一系列伊朗文章,主要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结绳志”和“地球是透明的”上,比如有《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里,头巾会成为伊朗政治的中心?》、《伊朗来信:革命正席卷伊朗》、《关于伊朗抗议:霍玛·胡德法访谈》,等等。
年底,《时代》周刊将“伊朗女性”评为年度英雄,表彰她们为摆脱国家限制而争取自由的斗争。文章称,“伊朗年轻女性走上街头,带领一场受过教育、自由和世俗的运动,她们渴望能够有一个正常社会,包括允许女性上大学、到外国旅游、有体面工作,及拥有政治参与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触手可及时,剩下的限制似乎越是羞辱,最后的抵抗就越不令人畏惧”。
这场抗议不仅仅对伊朗人民意义非凡,在世界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也具有广泛意义。12 月,《外交政策》刊发了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文章《2022 年:好人反击之年》(2022: The Year the Good Guys Struck Back)。赫什认为,在威权主义、民粹主义、仇外情绪在世界各地抬头十年,许多主要民主国家似乎严重失灵后,民主在 2022 年卷土重来。虽然危险趋势继续存在,但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成功地在许多方面重新确立地位。
他举的积极例子有:2 月俄乌战争,乌克兰保护“自由之火”;4 月法国大选,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的勒庞;10 月巴西大选,左翼前总统卢拉险胜右翼现任总统、“热带特朗普”博尔索纳罗;12 月德国,中间派政府立场坚定,挫败一场未遂政变,逮捕 25 名涉嫌密谋推翻政府的右翼极端分子;特朗普和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称MAGA)运动均深陷困境;伊朗当局无法完全镇压 9 月开始的抗议,甚至处决了示威者,等等。
和赫什类似,以号称“历史的终结”闻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表示了对未来的信心,认为自由民主注定战胜独裁。部分原因是,过去一年,独裁统治的经典陷阱在俄罗斯等国身上变得更加明显。在今年的 newsletter 中,我也介绍过福山的新书《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文章写道:“他仍然乐观,认为自由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价值观将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
比较谨慎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他说:“烧退了,但病毒仍在体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民主与专制趋势之间的斗争将是一个不稳定且非常混乱的局面。”
05
伊丽莎白二世和戈尔巴乔夫逝世
最后一个话题是“死亡”,这也是每期 newsletter 的最后一条。瘟疫、战争、饥荒、意外、自然等,都是可能造成死亡的因素,但很难统计准确数字。比如《经济学人》一项统计推测称,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全球已经有 2100 万例超额死亡。这比官方数字高了 3.1 倍;据第三方来源汇总估计,俄乌战争至少造成 22.6 万人伤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今年以来,尤其这个寒冷冬天,许多人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告别。
由于 newsletter 方向的原因,我选择伊丽莎白二世和戈尔巴乔夫逝世作为议题。一方面,他们的逝世可以作为死亡这个大话题的代表;另一方面,两人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与历史,极具象征意义。
9 月的 newsletter 写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君主制’成为争论焦点。在一些英联邦国家,‘脱离君主制’、‘成立共和制’的讨论兴起。……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格雷斯(Anthony Glees)认为,21 世纪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成君主制,主要取决于君主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伊丽莎白二世对此驾轻就熟。她履行其义务,严肃认真地为国家效力,特别是严格避免对政治的任何干预。”
“在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戈尔巴乔夫说,支撑我的首先是对改革的信念,坚信它是历史的必然,这副担子不轻松,但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扛起来。尽管有错误和过失,我们却把国家带出了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给了它自由的初步经验,解放了人们,使他们有可能凭自己的智慧生活。我们给‘冷战’、核武器竞赛画上了句号。”
总结之后是展望。虽说五个话题中三个都和“战”(日本 2022 年度汉字)有关,但在今年我和历史学家罗新在圆明园徒步访谈时,一段对话给“人”的未来以信心,摘抄如下:
“小鸟文学:你曾说,你这代人都受到进步史观或者普遍历史观的影响,你也认同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的说法:“未来我们将见证作为神圣认同的民族国家的终结、战争的消弭、资本主义的消亡,以及全球合作新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年中国和世界发生许多变化,如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但你还是相信未来会朝上述方向演进,只是说我们这几代人等不等得到的问题?
罗新:我坚信不移,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步,我们现有的国际秩序、民族国家形式,一定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怎么变,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是历史的逻辑,人类历史就昭示这个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凯利会说“第五次开始”。当然,开始跟结束这中间,隔得不知有多远,我们等不等到没有关系,历史学家的好处就是它不是以个人作为时间尺度。”
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